画家王明明

前不久，借北京画院举办活动之机，记者有机会与画家王明明有过一次漫谈，内容涉及当下的美术教育、大师如何养成、书法与美术的关系。时值第十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夕、文艺界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两周年之际，王明明自身经历的多年沉淀，或许能为高原到高峰的迈进带来些许启示。虽然王明明有不少头衔：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北京美协主席，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北京文化局副局长，但他在谈话之前对记者说，“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什么官员，只是一个视绘画为生命的画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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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艺术作为一辈子的追求才能有所建树

记者：作为一位画家，您的成长经历似乎是很难复制的，自小就认识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等大师，之后进行基本功训练，师承周思聪、卢沉先生，然而却没有经历过专业院校的学习过程，直接进入画院创作，放在今天，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学习经历？

王明明：当年考学是被动的选择。1973年中央美术学院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因出身问题不能考。1977年“文革”结束后，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没有招生，中央工艺美院在招生，我报考了但是被分配到特艺系，这离绘画专业太远，后与吴劳、周思聪先生商量，就直接去了北京画院，后来还有机会上研究生，我也没去考。放在今天来看，我庆幸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人要想有作为最重要的是自学，这是我的观点。我们现在的美院分科很细，学习中国画的学生，入学会被分到山水、花鸟、人物、工笔等等专业中，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培养的人才过于单一。这种体制不适合中国画的发展，很难培养出一个有全面修养的艺术家，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就是家长和学生对艺术人才的认知问题，想要在艺术上有所建树要认识到它的特殊性，首先你搞艺术，要喜欢这件事，拿它视为生命，作为一辈子要追求的理想，过程中可能一辈子受苦，一辈子没有出路，可是仍然喜欢。如果仅仅为了通过学院拿一纸文凭解决就业，就想在今后有所成就，是很有难度的。

记者：您能否进一步阐释一下艺术人才的特殊性？

王明明：领军人才，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师级艺术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要酷爱艺术，其次需要个体对艺术有特殊感觉，就是所谓的天赋，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独立的思想，也需要有大师级的伯乐人物提携，与大师及高手时时切磋，能够抓住机遇，要有宽阔的眼界和心胸，正确的名利观，这几方面缺一不可。很多地方的画家，所在的省城或是县市缺少外部条件和眼界，很难出大家。比如齐白石，湖湘文化对他有很大影响，但齐白石不到京城来，他永远是一个地方小画家。

记者：您6岁时，父亲曾带着您去拜见陈半丁、李苦禅，9岁时拜见吴作人，“文革”时拜访蒋兆和、刘凌沧、周思聪等大师，后来学字又跟着启功、徐之谦，能谈谈大师对您的影响吗？

王明明：这与我父亲的指导分不开，他说要想学艺术，一定要找大家。我们想象中，大师应该是又能讲而且讲得很好，其实不然，有些大师的话都不多，寥寥数语，需要你自己去消化。比如蒋兆和先生他不善言谈，就静静地坐在那儿看你的画，然后讲几句，可是这几句话太重要了，比如他强调注重结构造型，我听进去就有了方向，剩下的就是勤加练习。周思聪先生和卢沉先生讲话也极少，要看你如何吸收，我没有画出一大摞画是不会轻易找他们的。吸收消化，是自己掌握艺术的大规律，其实规律很简单，但很少人能够坚持下去。要会思考与自学，选择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吸收。

在人的一生中，拿到学历只是人生学习的开始，不是终点，搞艺术一辈子下功夫有可能还未有所作为，我认为人生的学习经历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上学时期的求知阶段，第二是有学问、有修养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你能跳出前两个阶段，把知识、学问、修养、形而上的追求融会贯通变成一种人生的智慧，这就是能够成功的最高阶段。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艺术高峰的人才都是具备了人生艺术的大智慧，能够表现出中国意境、中国精神。高原上的艺术家可能只具备了学问和技术，缺乏在形而上的追求，这就是差距。

记者：北京画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筹建最早的画院，齐白石是北京画院第一任名誉院长，他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您同样不主张学生学习自己的风格，甚至很少让学生看您作画，请您谈谈缘由。

王明明：我在画院里教学生，画山水、花鸟、人物的都有，作为老师来说发现每个人的特点给他指一条他自己要走的路最重要，所以我最不主张天天画给学生看。每个人在学校都学习过基本技法，他们最需要点拨和帮他们寻找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而一些老师以加强流派为由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风格创作，从美术史的角度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也不强调学生要学自己的风格，我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和对艺术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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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决定深度

记者：您曾说过在中国画的最高境界里，书法是重要的基础。那么研习书法是否也是通往融会贯通的必经之路？

王明明：中国画和中国书法是相通的，历朝历代的名家大家没有一个不是书法好的，只有这三四十年，才把这两者割裂开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中国画变得更加浅薄，因为你的用笔决定了你中国画的深度。而书法是靠童子功的，需要日积月累。从小学过书法的孩子，即便长大没有坚持写，也可以很快恢复。一些书法家在办展览时不敢展楷书，多半是半路出家的缘故，只写草书是不行的，练不出火候。练书法要讲究方法，必须先靠一两个帖练进去以后，再谈发展。刚开始练就想有创新、有个性，会显得不伦不类。一幅作品最能吸引、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在其“创”或“新”上，而是取决于画家文化底蕴，一切的形式和技法都是为此服务的外在依附，不能孤立存在。

所以中国的艺术难就难在它的局限性上，其在审美意趣、表现方式、教学传承等方面的局限使得发挥的空间相对小一些，但这正是其特点和魅力所在。比如中国画、中国书法、中国京剧都有固定的程式，如果缺失底蕴无法保证其“血统”的纯正，就很难保证艺术的高度。这也要求欣赏者要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层次，否则无法领会其精妙。就像京剧，有些人把声光电交响乐搬上京剧舞台，不但没有增加其生命力反而让原本的意蕴丢失，想争取的观众没有来，原有的观众却大量流失。

记者：您现在还常常临帖吗？

王明明：我临的书并不多，重在读帖赏画，关键在于感悟。前年，我看了文徵明特展中的落花诗小楷很激动，归后我就用清代宣纸乾隆墨书写了苏东坡十一篇美文的小楷（33×365cm，每字7mm大小）。这练的是自己的心性，内心没有什么别的杂念，每天静静写，因为字小，一个多星期写下来，眼睛都出血了。我时常想：艺术创作其实不在于多，而在于极致。人生苦短，你能做到一种极致，在极致上再突破一点点就没有白做，或许“那一点点”就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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