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为：生活的史诗

关于刘大为及其众多的作品，似已不需作长篇大论。原因在于，近30年来，他的观点、言论、举止和作品一直是众多批评家、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以至于由此呈现的人生轮廓是如此的清晰。然而，众多论者在师承、风格、题材、主题等方面做赳赳之辩时，却大多忽略了刘大为的艺术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刘大为艺术的根本所在。当然不能抱怨论者们的迟滞愚钝，如果非要为此寻找一个原因的话，那么，也似乎只能说这是浮躁的时代风气所致。直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在国家意志层面上被重新书写，人们才意识到刘大为艺术所被忽略的根本：来自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大地的力量与灵感，不仅赋予刘大为画面以史诗般的品质，而且还暗示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通常我们认为的那些纯形式的元素，如造型、线条、光影、色彩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活与人民的馈赠。

刘大为作品 藏族阿妈 35×35cm

苛刻一点说，在当今美术界，很少有人能像刘大为那样长期地保持着对基层生活的迷恋。生活、人民在他那里与其说是一部教科书，是艺术的源泉，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的宗教。只要我们简单勾勒一下刘大为深入生活的地理版图，便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个版图中，既有刘大为长期生活于斯的内蒙古大草原，又有新疆的巴扎，甘南、青海的藏族牧区，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用时下流行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就是“老、少、边、穷”地区。作为军旅画家，刘大为还多次赴广西法卡山、凭祥、龙邦、百色等前线写生。

刘大为作品 甘孜汉子 68×45cm

尤为可贵的是，时至今日，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一命题已被旅游式的画家队伍窃得只剩下空壳时，刘大为依然初心不改，仍以现场的写生与创作诠释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真谛。从《布里亚特的婚礼》（1980）、《雏鹰》（1982）、《东渡》（1985）、《漠上》（1988）、《晚风》（1991）、《马背上的民族》（1991）、《帕米尔高原的婚礼》（1994）、《巴扎归来》（1999），到《人民公仆》（2001）、《冻土带》（2003）、《雪线》（2004）、《雪域生灵》（2005）、《丰乐图》（2006）、《远山》（2008）、《不畏蜀道难》（2008）、《布拖集市》（2009）、《绿荫》（2009）等，刘大为的绘画风格有工笔、工兼写、小写意乃至“简笔泼彩”的大写意之变，但其作品上所洋溢出的生活气息与生命情愫却一如原初。今天读起来，仍可体察到其中的时代精神与人性温暖，而闪烁于其上的生活温度，似触手可及。

刘大为作品 蒙古青年布尔古德 68×34cm

现场写生是刘大为与保持艺术生活关系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对此，他几乎以赞美的口气写道：“写生让我始终保持对生活的鲜活感受。执笔面对自然时，是我人生最愉悦的时刻。”（引自胡光辉《生活是艺术的高矿，它的故事讲不完——记刘大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创作》）鉴于写生是刘大为创作的唯一起点，我们有必要对其性质做一个大体的描述，在此之前，我们先从两个背景来观察、估价刘大为的“写生”在当下语境中所特有的含义。其一，近代以降，通过写生让艺术重返生活，直面社会人生，既是挽救传统绘画的良方，也是中国美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方法与途径。从康有为、蔡元培到黄宾虹、徐悲鸿，皆力主“多做实物写生”（引自蔡元培《在画法研究会演说词》）。可见，“写生”是作为全新的现代性价值观而被输入的。

刘大为作品 山·集 126x127cm

作为这一历史逻辑的延伸，刘大为的“写生”亦应从价值层面上加以考量，而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单纯的艺术手法。其二，欧美当代绘画的衰落，固然有新媒体艺术的挤压，但根本原因却在于它先专事于风格探究，后又深陷于图像与观念的泥沼，由此远离生活，走向了“从绘画到绘画”的死胡同。近年来，欧美画家在反思中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通过写生再建与生活的关系，根据现实的感受来画自己的每一幅作品（如当今活跃于巴黎画坛的以色列画家阿里卡等人，均持此观点）。

刘大为作品 墟日 124x150cm

我之所以刻意地为刘大为“写生”提供这两个背景，目的是准确地描述刘大为“写生”的性质。如果这种描述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讲，刘大为“写生”所彰显的正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价值观，在浮躁的时风中，它凸显为一种文化立场与态度。刘大为写生中所获得的愉悦，或许正来自于内心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同与皈依。

刘大为作品 彝族老人阿维果果  68×34cm

在刘大为写生、素材和创作三者之间，我宁愿认为写生是创作的前置，其意是，速写——素材——创作三者之间在刘大为的创作过程中有着内在的、难分彼此的关系。三者之间的结构是扁平的，写生的鲜活元素，如形象、场景、光感、线条、色彩关系等，不需要过多观念的淘洗与提升，也不需要繁冗的构思与摆布，便可毫无障碍地升华为画面的造型与语言。刘大为的创作，无论是宏篇巨构，还是尺牍小品，之所以洋溢着浓烈的现场气息，始终保持着人性的温度，皆源于此。值得我们去弄懂的，还有刘大为“写生”与中国古典“写生”之间秘响旁通的关系。

刘大为作品 锡林格勒新娘 68×45cm

刘大为的写生虽出自于西方写实主义传统，但修为所致，他亦深得中国古典写生之真义。换句话讲，中国古典写生的“谛视熟察”之观察、体悟及表现方式，已成为刘大为写生的有机部分。所谓的“谛视熟察”，即写生并非为了精确地把握对象的外在形态，胶着于物象的形式，而是着力于探索、表现不同个体的生命状态与性格奥秘，进而冥求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秘史与生存玄理。质言之，刘大为的写生，在写实层面上，与列宾的伏尔加河写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于写意一途，则可与先贤们的“写生”状态，如渐江结庵于莲花峰下看水涨霜明，黄宾虹悟对、妙造西湖等情景相媲美。

刘大为作品 彝族姑娘 68×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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